海南烟花爆竹管控防污染：落实不力严肃问责

在涉及邻人保护问题时，二者的适用顺序是：法院会首先审查建筑行为是否违反建筑法中的普遍邻人保护。

(四)行政案件中采取补救措施判项不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民事和行政交叉案件多体现在行政诉讼中，新法对诸如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等争议中一并要求解决民事争议的，立法赋予了原告要求一并解决争议的请求权。如王立秋认为南乐县政府违法使用土地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失，可依法另行主张其权益。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三)采取补救措施与依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选择适用 采取补救措施离不开对案件的整体把握，包括原告的诉求，被告行为的合法性，是否具有不可撤销或者重作可能，是否只需回应赔偿或者补偿诉求等，也包括依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等新型裁判方式。(51)从判决公正性而言，行为的类型化要求判决方式的类型化，严格各类判决方式的法定适用条件，规范法官选择判决方式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行政审判的精细化。(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在行为类案件裁判中，司法裁判往往直接排除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如行政侵权类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往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侵权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了损失，司法机关仅支持直接损失部分，且有意区分违法行政行为赔偿的范围，这一点和民事侵权赔偿存在较大区别。在墙登尧诉沙洋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中(39)，裁判认为，尽管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的违法行为在合法性审查中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但墙登尧若认为被诉征地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失，可以依法另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4]参见林平：《全国人大启动环境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行政法典编纂工作》，载正义网2021年4月21日，http：//www.jcrb.com/xztpd/ZT2021/dfgh/28th/jj/202104/t20210428_2275469.html。

[44]如赵宏：《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如德国行政法学家施密特·阿斯曼教授观点：未来行政法也会进入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并行的行政法学体系双核时代。[35]参见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审视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主要关注行政权的规范运行，行政法的本质特征是控制行政权。

[14]参见姚宗建：《论法律的思想实践及其实践理性原则》，载《河北法学》2022年第2期。[41]从行政行为理论一枝独秀到当前主流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理论应当与法律关系理论相互配合，彼此补充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地依赖行政行为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理论来完成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

薛刚凌教授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内部构造发生了错裂，行政诉讼以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主观权利是否受损为诉讼入口，即主观诉讼模式，而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法院审查的中心是行政行为，裁判标准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实现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为出口，即客观诉讼模式。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3页。当前行政法学理论不仅要满足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治实践需求，还要同时注重公民作为国家成员的法律主体地位，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融入人民主权的价值理念，逐步实现由以行政权为中心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来界定政府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以此明确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方向和目标。未来的行政活动必然朝着利益主体多元化、活动方式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行政权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傲的姿态，合作型行政、指导性行政、诱导性行政等行政方式都需要其他法律主体的积极参与。

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但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68]伴随着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的兴起，行政法不再只是客观法秩序，而是与司法一样的个人请求权体系，个人也不再是国家作用的客体，而一跃成为向国家拥有权能的主体。[27]参见罗智敏：《行政法法典化背景下我国行政行为理论研究的挑战与应对》，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5期。3.保护主观公法权利的时代要求 从逻辑角度出发，只有具备一国承认的法律地位才能是权利享有者，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通过向个人赋予权利能力使个人能够寻求法律的保护，因而可以说是国家创设了人格，创设了公民的权利。

[22]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行政机关和公民均受法律调整和规范，依法各自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

[23]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的背景下，去谈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变革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变革的难度。经典行政法所强调的依法律而行政，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规范逻辑，主要适用于侵害型行政，即防止行政权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然，中国行政法学学术界总体是持肯定态度，并且正在从行政法典制定的模式、路径、内容、框架、基础理论等各方面努力推动行政法典化。[52]参见于安：《我国行政法学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55]Vgl.HartmutBauer，VerwaltungsrechtlehreinUmbruch？，DieVerwaltung25(1992)，S.533.转引自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19]赵宏教授认为：我国行政法学虽然在短暂几十年内发展迅速，却自始缺乏系统思考和体系建构，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行政法学的整体和均衡迈进。（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变革的现实问题 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依法行政的不断深化推进，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时代。[70]参见赵宏：《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及其问题》，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法律关系理论的重新激活与回归可能，主要是因为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视角更为丰富，较行政行为理论更能够涵盖更加丰富的社会关系、更加完整的行政过程，更系统地看待现代行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尽管这些学说存在分歧，但大多经过系统化而成熟。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脸识别技术运用法律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0YBQ066）阶段性研究成果。还有王敬波教授提出了行政基本法典的中国道路。

来源：《河北法学》2023年第1期。至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结构模型是：在法律关系理论之上，行政行为理论与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并驾齐驱、相互统一。

相较于单方围绕行政行为开展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主客观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强调公法权利保护和依法行政两者的均衡实现，这是对我国平衡论的继承，也是进一步发展。朱芒：《中国行政法学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若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去分析行政活动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将变得简单。另一方面归因于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进路的偏移，过度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和引入行政学、社会学、政策学等学科理论，逐渐淡化或忽略了行政法学本身作为部门法学应当具有的法律思维方式和体系化思考框架。

[49]参见李燕林：《社会救助权的规范构造》，载《河北法学》2021年第4期。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与改革实践对行政法学提出新要求，这对成型于20世纪末客观行政行为理论构成了全方位挑战，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等均需要作出适时调整与革新。

（四）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后的内外融合 主观公法权利理论作为法律关系理论内核之一，其作用机制并不像行政行为理论一般通过立法规定具体行政手段或者行政活动方式，直接实现行政任务。基于此，无论是国家还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应当在法律关系的框架之下享有权利和实现权利。

关键问题是中国行政法学理论转向何处去？对于这种邓正来式的追问，[50]自20世纪90年初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者也都多有尝试对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进行改造，开始探讨行政权力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特点，探讨行政诉讼制度确立在中国的宪政意义。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法律关系理论的倡导者都开始转而认为行政行为理论是相互补充，并非彼此对立的关系。

然而，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人民要求政府不再停留消极行政，而要更多地积极作为。人的集体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横向比较并不能导致公民之间的权利斗争，甚至人们很难察觉权利的多少差别，尤其当宪法规定平等原则，每个人的权利在法律上都是相对平等，法律至少保证了在同等的主客观条件下，法律不会赋予某人比其他人更加优越的人格。体系化评价应当将评价客体（对象）作为一个独立系统，而不能其界定为另一个子体系构成部分或者元素，否则就已经陷入对上一位阶系统的体系化问题评价。在纵线调整模式下，公法权利保障主要依赖于立法和司法对行政权的控制，该模式存在两个弊端：一是高度依赖法律规范对行政的控制，这使得公法权利始终处于随时可能被侵犯的危险状态，同时在逻辑上公法权利的保障容易沦为依法行政的附带性效果，减损公民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在行政法学领域，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体系化的中心立论应当是什么，面临社会发展变迁，中国行政法学应当转向何处同样存在着忧虑。尽管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但诉讼制度构造逻辑上发生内部错裂，导致原告的主观公法权利成为一种客观法辐射，因此必须要强化主观公法权利在权利救济制度中的地位，强化以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为中心开展司法审查，最终确立保护主观公法权利和维护客观法秩序双线并行的审查逻辑。

[59]完全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指狭义的行政行为，即指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所需要具备的要求。[38]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

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转型变革的基本共识 新时代背景之下，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所面临的行为主体、活动方式、调整对象、基本理念、研究方法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传统四大基本理论逐渐暴露出理论供给不足，[5]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主要以耦合式板块式组合拼接等方式填补、完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出现了碎片化部门化追热点，赶浪潮等问题，对中国行政法学的变革发展而言，能否在深入观察行政法治本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不仅事关行政法学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的重构，而且关系到中国式法治政府的精神气质，[6]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转型变革成为制定行政法典不可回避的前置性问题。传统的行政法学主要围绕着行政权运行展开，或者聚焦于某一种行政任务的实现。